G 谷文达

逆•潮

上世纪80年代,谷文达是陆俨少先生的山水画研究生,对“雄浑大气”的北宋山水情有独钟。30年来作为职业艺术家的工作常态,就是往返于纽约、北京、上海的工作室,以及世界各地有他展览的美术馆、画廊之间,“经常处于时差倒不过来的状态”,每天睡5个小时。这丝毫不妨碍他时刻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超常的创造力。

作为“八五新潮艺术”领军人物的谷文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以“错位、肢解”的书法文字做水墨画,挑战正统体制,被誉为是“中国的新生代前卫艺术家代表人物”。谷文达在艺术上的表现,就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从不缺乏敢破敢立的艺术实践与艺术表达,在艺术的创作中,他在不同的领域中探索实验,从而将艺术的精神透过多元化的材料与形式得以契合与灵动的呈现。其作品在诠释艺术的同时,也在与历史、文化、情感等多维元素进行交融,注重学术和哲学上的思考,使得作品成为一种“有血有肉的活的艺术”。

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曾创作了一大批以伪字、改体字、印刷体字、错字、漏字等为核心元素的书法水墨画、水墨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开启了中国观念水墨画的端倪。近几年他完成的新水墨作品也为当代水墨从图像理论和视觉文化研究的视野进行课题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艺术个案,其中《联合国》系列作品已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和国术时代的象征性与重要作品之一;作品《碑林》则通过中西语言的转化来探讨艺术的转换性;在作品《中园》中,谷文达更将其长期从事的“中国汉字书法观念与形式”改造项目和东方园林公共艺术形式相结合,构建出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未来城市生态美学中新型的绿色艺术生活模式。

从八五新潮之后到现在,谷文达一直保持着独特的性格,习惯于置身群体之外,并有艺术独立的自信,或许也是因为他塑造的这种特立独行,使得他可以接受很多美术界之外的事物,比如他对现代生物基因学的浓厚兴趣,使其可以大胆尝试与人体材料有关的作品,其中又以人发装置作品影响最为广泛,从1993年在波兰罗兹市的历史博物馆展出第一件人发装置作品《联合国——波兰:住院的历史博物馆》开始,在过去的20多年来,谷文达已经在荷兰、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展出了不同主题的人发装置作品。他的《联合国》艺术计划,集合了四百多万人的人发和五大洲无数理发店及相关艺术机构的参与,可谓是一项从人数到地球区域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参与的公共艺术实验。麦可•欧瑞利曾在评论《联合国》时指出:“实际上,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观众参与谷氏的作品,经历的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而谷文达的《联合国》提供了一个持续而强烈的各种当代文明间的对话。”可以说谷文达的人发装置作品,就如同是一个庞大的枢纽系统,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历史、人种、情感等搭建了一个交流碰撞的空间,将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人类大同世界的乌托邦在他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得以实现。

谷文达在艺术上的瞩目,不仅仅在于他在艺术上的实验性,更在于他在艺术观念上的突破。纵观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异国艺术家,他们基本上以三种艺术形态出现:即纯粹西化、纯粹国粹和东西合璧。然而,谷文达在艺术创作中却超越了这三种方式,在艺术主题或者精神的表达上挣脱了一切桎梏,呈现出一种表达真性情的、自由的艺术。他从不避讳自己对中国背景的借力,也不在意头顶上所谓“国际艺术家”的称谓,对他而言,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是一切。他也不介意将自己卷入巨大的争议中。多年来,围绕他作品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我的作品一直伴有争议,从中国到西方一直如此。这表明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是没有禁锢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倾向。”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有创新意义的艺术家,肯定会与现存文化产生碰撞,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若每出来一个新作品,马上就能被众人接受,那很可能是这个作品没有独创性。“我骄傲的是我作品中有很多的前卫文化,能够引起挑战、激发思考,至于会被容纳或被扼杀的尺度,则需要自己去判断和平衡。”

作为艺术家,他的人生字典里写满了“创造”、“超越”、“颠覆”这类字眼,而与生俱来的性格又为他创作的作品赋予了一股极具穿透力的精神——除了远远地跑在任何人前面,还要精力旺盛地超越自我。“如果你选择做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又承受得了这些,你就去做,这都是双面的。你的作品如果有争议,也容易形成你的影响力和对话能力,但同时作品有可能就不会那么流行。”他说这种自信源自精神上的坚韧不拔,“这能使艺术家对未来的艺术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这比艺术家所占有的文化信息量更为重要。”

FOSPEL:你是中国实验水墨的始作俑者,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家之一,你的错体字画带有明显地向中国传统绘画挑衅的意味,而你本人又是传统水墨山水出身,为什么会和传统水墨有如此大的偏离?

谷文达:我从国画系出来,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当时搞前卫艺术、西学出身的那一类有所不同。在85运动期间,我和85群体一直存在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我认为全盘西化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借鉴西方艺术的真正目的是做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我学传统艺术的时候,也喜欢新派的水墨画,而且也在研究西方当代艺术、诗歌、哲学,这两条线一直是并行的。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是:用中国文化的价值来考量西方当代艺术,用西方当代艺术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实际上我并不是在学习传统艺术的过程中突然转向,就我本身而言一直都是双向的。是同时进行的。当时我不仅在研究水墨、与水墨有关的装置艺术,水墨的行为艺术、前卫水墨我都在研究。但当时有三个因素促成我发生转变,第一,我在研究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问题;第二,我开始学习篆字,那时对我来说篆字是读不懂的文字;三是文革对我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文革的书法——大字报是最有独创性的。一般的文人书家都是从临摹碑帖开始,缺少激情的独创。而文革写大字报的都是工农兵,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经常会写错别字,但他们有狂热的信仰,有激情。我觉得中国当代书法中最有特点的是文革的大字报,远比天天临摹古贴的那些人有激情,也更有当代性,其实就是一种波普文化。就是因为这三个缘故,我创作了一批伪文字作品。文字是人的第二自然,虽然不能代表宇宙,但是当面对那些错字的时候,却有了超越文字内容本身的意味。

FOSPEL:创作《谷氏简辞》的想法源自何处?

谷文达:80年代初,我做了一批伪文字,包括各种错别字、伪文字,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系列,后来我希望我做的东西既有艺术性,又和传统的中国文字不一样,既可以用,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把一个词组合成一个字,哪怕你只有小学文化也能看的懂。中文的词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单个字不是一个词,它和英语的单词不一样,中文的字和词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我的想法是将若干个字组成一个字,这个字就代表一个词,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这个作品我不是每天在做,只在有空的时候做一点,这样慢慢积累,将来可以汇成一本《谷氏词典》,里面也有偏旁索引,和标准的词典一样,这样写文章可以缩短很多,也蛮好玩的,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以前是没有的。

FOSPEL: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IN SEQUENCE转序”水墨中国当代艺术展中你的参展作品?与你之前的作品有联系吗?你也在《碑林——唐诗后著》中创造了一种颠覆性的翻译方式和结字,并用中国古代“碑”的形式表现,这样的形式背后是想传达怎么一种观念?

谷文达: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全面地把握各种因素:历史文化、现在的生存方式及未来的文化。之所以用碑的形式呈现,是因为碑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古代发生的事件刻在碑上得以流传下来,不仅是记录,也是象征,并且带给我的作品一种永恒的意义。至于怎么翻译,这个过程很难,特别是古诗,翻译过来就成了白话文,而且压的“韵”也不能做到。有些历史学家、翻译家在尽力翻译得接近原诗,实质上这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碑林——唐诗后著》中最大的概念就是文化对话之间的“误解”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实际是在“误解”上,是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碰撞、混合。这个作品中的翻译不求准确,而是误读得更特殊,使其成为更重要的“独特的创造”,“误解”只是个代名词,内涵是再创造。

我做碑已经有12、3年的时间了,《碑林——唐诗后著》是我在西安雇了30个工人,手工雕刻出来,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设计好的东西直接印到碑上去,而不是通过电脑,都是用的那种蓝印纸,铅笔双钩而成,过程中不能刻错一个字,因为刻错就要磨掉重新做,这个确实太难了。那个碑林加上参展的拓片一共做了58块,其中包括50首唐诗,全部由手工完成。所用的青石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么大的现在已经很难开采到了,这些刻工也都是给日本做仿碑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他们都是在农闲的时候来。像此次我参展的这些碑拓片,由于字比较大,碑文又刻的很深,直接用纸拓很容易开裂,因此需要事先用石膏进行填补后再进行拓,工艺相当繁琐。

 

FOSPEL: 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黑金》,到今年最新的艺术装置作品《孝道》,为什么都采用了人发进行创作?你有没有考虑过或者已经、正在尝试利用你的作品去影响不仅仅艺术界的人士,而是更多的普通人去关注或者思考某一现实的命题?有没有一些相对更商业化,更平民视角或者说更公益的合作或者尝试?

谷文达: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中华民族来说,“孝道”这一精神已经融入在每个华人的骨子里,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基因。我想通过艺术的力量,弘扬中华民族“以孝为先”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专门为广东省佛山市创作的大型公共参与的行为艺术。在我看来广泛的公众参与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命线。

我的很多作品都是相互关联的,《孝道》也不例外,它算是对《联合国》的一种延伸,也是对《联合国》系列作品观念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绝佳阐释。我之所以采用人的头发,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从传统上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中国人的基因,这个文化的承接也表现在身体基因的遗传上,最本质的遗传是身体,第二才是文化遗传。人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发承载着我们从祖先继承而来的文化DNA,它衔接着子女与父母间的血脉深情。在我看来用头发做这样一件艺术品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与传承,同时也是在向公众传达,作为后辈的我们理应对祖辈怀有尊敬之心。二是从当代来说,当代生物遗传科学算是当下最热门的,说笑一下,最近美国的一个评估机构做了一项评估,结论是全世界最智慧的学生都在生物系,最笨的学生都在艺术系。基因遗传工程是生物学,所以我取人发材料来进行创作,一方面是要把传统的基因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是跟现在最重要的生物科学相契合,体现当代性最具代表性的一面。第三个原因是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和英国兴起了新国际主义美术运动,导致整个世界的美术界进行了重新洗牌,在此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当代艺术,我很早就开了这个头,这也是我取材于人发的一个原因。

FOSPEL:如果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你觉得应该是怎样的?

谷文达:这个很难讲,因为这么大的国家,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只用一个符号是很难概括的,就像艺术本身也要看从哪个角度,书法有其经典,山水画也有其经典,无法去衡量哪一种才是最经典的。在我看来,每年都有不同的东西在流行,流行的元素也不尽相同,因此要避开这些因素去做出选择真的太难了。我只能这样解释,在某个时间段里会有不同的代表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年代都有各自代表的符号,就看你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了。

FOSPEL:目前越来越多的时尚品牌都希望与艺术家合作,你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邀请?怎么看待时尚与艺术之间的碰撞?

谷文达:我之前就给法拉利做过设计。我并不拒绝这样的合作,在我看来艺术和时尚都是没有限制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创作,他们可以进行很好的链接,但前提是一定要做到最好。